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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成鋼: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貢獻是方法論@網易研究局

10月14日,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們為什么可以獲得諾獎?如何看待當今世界經濟學的發展,網易研究局采訪了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美國科斯研究所理事許成鋼。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為什么授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

許成鋼:今年的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有兩位是我的同學,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是我的低年級同學,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是我的高年級同學,我和他們二人都是朋友。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是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的太太。

他們三人是做同一個類型的工作,基本是關于發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諾貝爾委員會在致辭中提到貧困,是因為貧困問題是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而且他們比較側重的重要問題之一是貧困。但實際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受獎原則一定是學術貢獻,而不單純是某個問題。他們對學術界造成的影響,是在發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上,不僅是貧困問題;而且他們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方面,在經濟學里有普遍影響,不僅是發展經濟學。

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理論,第二大部分是實證。他們的重大貢獻在實證方面。傳統上,經濟學里的實證工作主要是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翻譯成大眾的語言就是統計學的方法)來處理大量數據。用統計學的方法來處理數據,在經濟學里已經有一百年歷史了。

人們發展了大量技術手段,努力用統計學的方法,在數據里尋找規律性現象。而規律性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因果關系。社會科學從來都面對一個如何做實證研究、如何在實證研究里找到因果關系的重大挑戰。以往人們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甚至人們可以說社會科學或經濟學不是科學。一個學科是不是科學,關鍵不在是否能構造理論,而在于理論是否能得到證據的驗證或者否定。作為科學的學科,理論的基礎來自于實證的證據,理論被承認,仍然依賴實證的證據。如何弄清楚證據、如何找到因果關系等,是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面對的挑戰。

用傳統的統計學方法去判斷因果關系,從來都會遇到基本困難。他們三個人的重要貢獻是改變了實證工作的方法。

除了使用傳統統計學方法之外,他們在經濟學里,大量使用了實驗的辦法,這就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所在。

過去人們說社會科學或經濟學不是科學,理由之一就是不能做實驗。因為人們不知道如何在社會科學問題,在經濟學問題中,做實驗。他們三個人最大的貢獻就是使用了實驗的辦法,來研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所謂貧困,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他們三人里第一個開始大規模做實驗的是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從哈佛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當年他才剛工作幾年時間,就獲得了十分著名的“天才獎”(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 Program or MacArthur Fellowship))。他用獲得的50萬美元美元獎金,在非洲的貧困地區,做了大規模的實驗。這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之后他們一直做這方面的工作,在經濟學界影響很大,使得整個發展經濟學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有時候開玩笑說發展經濟學被他們“統治”了,所謂“統治”并不是指強權統治,而是大量研究者們在方法論上的追隨。

通常人們覺得獲得諾貝爾獎一定是有具體貢獻,比如實證工作發現了什么。我的個人看法是,他們三人更重要的貢獻是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發現。他們發表了很多論文,每篇論文討論的問題都很專業。如果說具體的每一項發現,我個人的看法是,雖然有重要性,但大概都不是特別特殊重大。重要的是這個方法論形成了很大力量,這個方法論變成了現在經濟學的主流研究方法。

有人說,近20多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中,似乎已經沒有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那樣的經濟學思想巨匠,這是否意味著目前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進入瓶頸期?

許成鋼:不管在任何學科里,特別有影響的巨人都是極少數。不僅僅是經濟學,物理學也一樣,自從一個多世紀前愛因斯坦在物理的重大突破以后,至今的物理世界仍然是愛因斯坦世界。過去了100多年,也沒有出現過這種類型的再突破以及這樣的個人。所以在任何學科都一樣,真正影響特別巨大的個人是很少的。科學的主體是無數人,分別在許多具體領域里,做出許多具體貢獻。

當然,經濟學也和物理學、生物學等一樣,面臨著很多困難,其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到底實證工作應該怎么做。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了他們三人是不是意味著這個方向上就有了重大解決?我個人看法是沒有。他們在這個方向上有重大推動,但我并不認為眼下他們已經做的工作,就是真正為社會科學、經濟科學解決了實證工作的方法論問題。我認為這里仍然沒有結論,只是承認他們在朝這個方向推動的貢獻。

經濟科學、社會科學面對的理論挑戰的第一點就是理論和實證、理論和證據的關系。過去二十多年曾經多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博弈論、機制設計理論和契約理論等,都是理論工作。但理論工作碰到的最嚴重的挑戰就是它和實證的關系。在經濟學里,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解決好。今年的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貢獻是幫助推動實證工作,但他們推動的實證工作距離能和經濟學理論掛鉤,仍然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我這里希望指出一點,這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同事里,其中兩位都是從研究理論,轉為研究實證的。我的前后兩個同學(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和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在哈佛大學時,都是馬斯金(Eric Maskin)的學生(我也是馬斯金的學生),從事理論。在他們做年輕教授期間,仍然集中做理論研究。后來才轉為主要做實證工作。我講這個背景的原因,是為了說明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挑戰。數學和應用數學可以不關心證據的問題。但經濟科學不是數學,也不是應用數學,而必須要關心證據的問題。但建立理論和證據的關系,在經濟學里是一個重大挑戰,這個挑戰至今未能解決,可能永遠也不會解決,而只能是不斷推進。

曾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多數最有才能的經濟學家都研究理論。但后來人們發現,那個所謂的理論更像應用數學,而不再是科學了。自從金融危機以來,很多人們說,經濟科學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困難的源頭就是大量的理論工作與實證證據脫節。

在這個背景下,最近十幾年來,越來越多有才能的年輕學者們轉而集中做實證工作。但反過來說,實證工作是不可能離開理論的。現在經濟學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大量做實證工作的年輕學者對理論了解得非常少。實際上,在沒有理論指導的情況下,實證工作變成了數據挖礦,那原則上是做不出科學的。很多人只是跟著潮流走。任何好的實證工作一定要有理論的指導,這兩者不能分開。

經濟學理論碰到的另一個困難就是缺少“大的想法”。

所謂理論實際上是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大的想法”,一個層次是把想法變成嚴格的模型。

  • 經常有一種混淆——認為只有“大的想法”才是理論,但為什么只有“大的想法”通常難以形成完整的理論?因為作為科學,理論必須要能用證據來驗證。而為了驗證,就需要通過嚴格的邏輯推理,推出可以驗證的結果。沒有后面這些步驟,就難以驗證。沒有驗證的結果,就不能成為科學上承認的部分。
  • 另一個流行看法認為,只有數學模型才是理論,這也是一種混淆。因為任何數學模型的來源一定是“想法”,一定是想法在先、數學模型在后。任何科學理論的發展都是這樣:當沒有任何人有“大的想法”時,所有數學模型都是越做越細、越做越窄,只有出現一個“大的想法”以后,才能把問題推到大的方向上,然后又有許多人越做越細、越做越窄。

剛才我提到,在物理學上也沒有再出現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

他是一個人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提出“大的想法”,二是把“大的想法”變成非常嚴密的理論的推導。重要的是,他的“大的想法”本身,是從大量系統性的、觀察到的證據里產生出來的。這與另一個巨人牛頓相似。沒有證據為背景的“大想法”,很難建立經得起實證檢驗的理論。在經濟科學里,現在比較缺少“大的想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和學科越變越窄有關;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收集證據越來越窄,缺少大尺度,跨領域的,系統性的證據。

中國目前還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您覺得中國經濟學者什么時候才有機會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欠缺在哪些方面?

許成鋼:實際上重要的不是諾貝爾獎,而是社會科學本身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時間很短,中國的社會科學是從改革開放以來才慢慢重新開始建立的。從整體上講,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環境很不利于社會科學自身發展。在任何學科,重要的問題絕對不是得獎,尤其是當這個學科還不發達時,過度討論得獎的問題不僅其實并不重要,而且誤導。

比如,從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獎的方向和獲獎者也能很清楚地看到我剛才講的內容。為什么授獎給他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法論,他們在方法論上已經造就了重要影響,已經形成了主流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就授予了他們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從整個學科發展上來講,得獎的是哪幾個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學科是怎么發展的。中國經濟學科發展本身還相當弱,所以如果要關心這個問題,首先應該關心怎樣讓中國的經濟科學更好地發展才更為重要。

許成鋼: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貢獻是方法論


許成鋼,(1950年12月31日-),1982年獲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位,1991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副教授,現任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亞洲法與經濟學學會》主席等職。為三個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學術期刊的合作主編、十多個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學術期刊的編委或學術顧問。曾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發展署,英國財政部,歐洲開發銀行等做過顧問;為國務院,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社科院等中央機構提供政策咨詢及政策研討。在十多個國際經濟學及法學學術期刊發表過論文。應邀在歐美亞幾十所主要大學,研究機構,中央銀行及政府機構做過學術報告或講學。研究領域包括金融監管,企業治理與企業財務,法與經濟學,中國經濟,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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