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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貨幣中的歐洲金融主權_法國央行第一副行長@龍白滔@數字資產研究院CIDA

原標題:法國央行第一副行長 | 數字世界中的歐洲金融主權

龍白滔導讀:

法國央行第一副行長Denis Beau討論了數字化熱潮中歐洲金融主權的問題。這里有兩個有趣的話題,什么是金融主權?為什么歐洲有這種擔憂?

數字化浪潮正在深刻地改變金融行業的商業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大型科技企業基于數字優勢(如龐大客戶基數的網絡效應、大數據和數據處理經驗)和現金儲備滲透、主導一個市場并建立進入壁壘,讓傳統金融企業產生嚴重依賴甚至被脫媒。

歐洲雖然已經基本形成一個統一市場(歐盟)和貨幣聯盟(歐元區),但實際上歐洲一直未能在互聯網大潮下形成本土的互聯網科技巨頭,其傳統互聯網領域基本被美國科技巨頭,如Google、Facebook、Apple和Amazon等所壟斷。

過去歐洲針對這些巨頭的滲透尚有一些應對措施,如反壟斷調查、反避稅調查和客戶隱私保護法案等,但一旦這些巨頭攜帶其數字優勢進入支付和資金轉移領域時,他們正在挑戰傳統金融監管的輪廓和功能,歐洲感到了巨頭們對其金融主權的威脅:

  • 如何有效保護用戶數據和數據的控制權;
  • 如何增強金融體系應對網絡風險的能力和彈性;
  • 面對非歐洲企業的支付領域的競爭,如何鼓勵泛歐支付解決方案;
  • 加密資產為匿名和規避法規設計,如何應對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的需求等。

雖然作者沒有提到貨幣主權,但結合近期德國央行執委的發言,我們可以了解到大型科技企業以支付作為切入點、在自有網絡平臺上建立封閉的生態為用戶提供多樣化的服務,發行全球穩定幣,這引起了數字貨幣監管極大的擔憂。

在應對歐洲金融主權的的挑戰時,作者認為應堅持三項基礎:首先,監管當局應當查明新的風險的本質和規模,對監管框架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對潛在風險進行適當的管理。例如在處理法國開立遠程賬戶的客戶體驗不流暢的問題時,法國央行就采取措施對《歐洲反洗錢指令》的法國轉移進行必要的修訂,既保證了充分利用新技術的優勢,也確保了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框架的效率。

其次,要有足夠開放的思想提出適應新范式的框架。從開放角度來思考,《支付服務條令》規定的監管框架消除了訪問支付賬戶數據的技術和法律障礙,導致了一個新的生態的發展,為消費者提供了豐富的新服務。監管當局必須要充分承擔前瞻性的觀察、實驗和行動承諾,例如推進泛歐支付系統改進跨境支付效率、開發了第一個基于區塊鏈協議的去中心化登記系統,以及定義人工智能受控發展的條件等。

第三,要有創新的勇氣。要動員所有的公共部門,充分參與歐洲生態系統的建設。我們也鼓勵體制內的創新,如涉及廣泛公共參與者之間合作的、使用人工智能分析“弱信號”來發現脆弱公司的項目。也探索工作方法和項目實施方面的創新,如在ACPR建立的“內部創業”機制。

與歐洲相比,中國擁有螞蟻金服和騰訊等本土大型科技企業并且正處于世界數字化轉型的前沿,但仍然面臨Libra對人民幣貨幣主權侵蝕的挑戰。歐盟國家在應對金融主權挑戰時的應對策略值得中國監管當局的借鑒。中國通常做法是針對創新(如近幾年的P2P、金融科技、加密資產等)給予一定灰度空間,讓行業在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的環境下自發野蠻生長,在產生負面結果后進行“一刀切”式的粗暴監管。各個公共部門之間也缺乏溝通和協作,形成一致和協調的監管框架。

所以法國監管在面對挑戰時開放的思想和切實創新態度尤其值得中國借鑒,作者引以為傲的“法國和歐洲生態系統的基因”正是如此。唯有如此,中國不僅僅是可以引領數字潮下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也才有可能引領數字潮下的機制和制度創新,才能更有效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的號召。

龍白滔

2019年11月13日


原作:Denis Beau

翻譯:李晶

校對:龍白滔

正文:

2019年10月17日,法蘭西銀行(即法國央行)第一副行長Denis Beau先生在巴黎“科技金融協會”會議上的講話。

女士們先生們:

感謝de la Raudiere女士邀請我參加此次會議,這反映出金融界對銀行和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越來越感興趣。本次會議的組織者請我以央行行長和監管者的身份,就金融行業數字化熱潮中涉及的復雜問題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將對這一富有挑戰的話題試著談談我的觀點,首先,我觀察到,近些年,歐洲已經進入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即數字技術正在深刻地改變許多經濟部門的商業模式。銀行業和金融業也不例外。新入局的企業帶著更適合“數字”消費者的使用和需求的新提議進入市場。它們通過分割傳統上高度整合的價值鏈,向老牌企業發起挑戰。這些新入局的企業中的第一批是金融科技公司。這些初創企業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新服務或降低成本,從而在價值鏈的某個環節上超越過去的參與者。

第二種是大型科技公司。他們依靠大數據和處理數據的經驗,通過利用網絡效應,他們開始攻擊價值鏈中的戰略環節(高技術附加值的服務,有時還有客戶關系),以便能夠提供新的盈利活動。

這些初創企業,得益于在某些領域-以云計算為例-的主導地位,以及他們的擴張能力,他們的現金儲備使他們能夠穿透一個市場,主導市場,并使用技術建立進入壁壘,這些新入局的企業讓老牌金融企業產生嚴重依賴,甚至有囚禁他們的重大風險。

盡管如今的大型科技公司(至少在歐洲)是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分包商,但我們不能排除商業模式逆轉的可能性,即金融機構只能扮演專業服務提供商的角色:信貸發放、中間和后臺、合規。

這些前景在歐洲主權方面提出了幾個問題:

我們如何才能有效保護公民的數據(無論是支付數據還是個人數據),并讓他們對其數據的使用擁有真正的控制權?在一個有著更加開放架構的全球生態系統中,我們如何才能增強金融體系應對網絡風險的能力和彈性?面對非歐洲企業在支付解決方案領域日益激烈的競爭,我們如何鼓勵泛歐支付解決方案的發展?在打擊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斗爭中,許多加密資產都是為了匿名和規避法律規則而設計的,我們如何才能有效應對加密資產帶來的挑戰?最后,作為央行行長和監管者,我更直接地面對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考慮在一個其輪廓和功能正在發生變化的金融領域履行監管使命?

我認為,對這些問題的合理回應必須以三個支柱為基礎:(I)明確的評估;(II)以足夠開放的思想提出適應新范式的框架;以及(III)集體創新的勇氣。我想就這三個主題與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I)評估

數字革命現在使一些公司能夠依靠相當于歐洲、美國和中國人口總和的潛在客戶基礎,以便進行重大入侵,并可能進行系統性入侵,目前主要在支付和資金轉移領域。

網絡效應的規模及其利用速度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它們所存在的市場中競爭的范圍和激烈程度。網絡效應不僅會加劇利潤的規模,而且加劇它們為金融體系穩定和貨幣穩定創造的風險。

這種前景是否會導致我們尋求維持現狀?我認為至少有兩個理由不走維持現狀的路。

首先,允許規模變化的技術帶來了進步。技術革命,從互聯網早期階段到區塊鏈協議的繁榮,再到人工智能,已經產生并且仍將繼續產生新服務,許多是消費者日常生活的進步,尤其是金融服務方面的進步,我們非常關注更好的金融包容性。

其次,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目前監管金融服務的框架是無形的,不能根據技術創新帶來的變化,包括規模的變化進行調整,以確保對潛在風險進行適當管理。舉個簡單的例子: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在法國開立遠程賬戶的客戶體驗不夠流暢。我們遇到的一些參與者經常提及第四版《歐洲反洗錢指令》(The 4th European anti-money laundering directive)的法國轉換,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潛在障礙,因為這將不可能充分利用技術優勢。我們注意到這一問題,并在ACPR-AMF金融技術論壇框架下,成立了以ACPR金融技術創新部門為領導的工作組,將技術提供商、金融機構和公共部門聚集在一起。其目的是基于對法規和技術現狀的客觀評估,共同擬訂提案,同時確保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框架的效率。結果是,在第五版指令的(法國)轉換中,這些建議幾乎都被采納了。我們知道在必要的時候如何跳出思維定勢。然而,為了對可能利用巨大網絡效應并因此可能對金融和貨幣穩定造成重大風險的項目保持平穩的風險管理,在市場上推出這些項目之前,我們應審慎確保監管框架能夠完全應對項目形成的風險。

中央銀行和監管者首先具有合法性的優勢,能夠協助完成監督和管理框架的調整,以適應這些深刻的變化,這主要是由于他們的制度授權:審慎監管、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的執行。它們的合法性也植根于它們的危機經驗和它們對化解危機的貢獻。然而,要實現這一合法性,就必須由公共當局查明新的風險,包括其本質和規模,并提供明確、有力和相關的應對。

(II)開放的態度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條件:它必須引導我們提出適應新挑戰和相關風險的框架。

數字革命帶來的變化的特殊性,特別是由此產生的網絡效應的多國范圍,也要求我們倡導加強當局之間的國際合作,以確保更好地協調國家監管框架,并提出影響全球治理變革的建議。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選一個金融領域之外的例子:《保護個人數據的一般條例》(general regu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RGPD)。歐盟通過建立個人數據的保護和傳播的共同框架, 不僅協調了其條例,重申了自己的價值觀,而且定義了這一領域的國際參照,引起了很多伙伴的興趣,特別是美國,以劍橋分析為代表的丑聞一再震驚了美國。

我認為,我們的建議和行動應以兩項原則為指導。

首先,我們需要從開放系統的角度來思考。我們必須考慮金融服務發展所基于的各種“生態系統”的參與者之間的各種互動的發展。這是(監管機構)能合法主張監管(參與者之間的)互連的先決條件。這也是確保調整條例的適當范圍以及這些調整在國家、歐洲和國際各級的協調和一致性的先決條件。

為了具體說明,我們以開放銀行為例。第二版《支付服務指令》(PSD2)規定的監管框架消除了訪問支付賬戶數據的技術和法律障礙。其直接結果是一個新的生態系統的發展,為消費者提供了豐富的新服務。但是,我們也在歐洲層面對數據保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別是在關于獲取這些信息的規則方面。

第二項原則:為了不單成為變化的旁觀者或對變化的反應太遲,我們必須充分承擔前瞻性的觀察、實驗和行動承諾。

在支付領域,最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型科技公司的舉措再次將當前跨境支付解決方案的低效率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然而,這些項目可能會帶來金融穩定、貨幣政策和主權等問題,這些問題激勵我們在適當的情況下,通過考慮央行業務參與,在一致和協調使用新技術的基礎上,推行更高效的支付系統。

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們從區塊鏈技術的早期階段就對其產生了興趣。我們是首家開發出去中心化登記系統-“MADRE”登記系統-的央行,該系統基于區塊鏈協議,涉及SEPA債權人證書的具體使用。當然,這只是第一步,我們的試驗領域是極其廣泛和多樣化的。今天出現的問題是:哪些系統可以通過技術去中心化,變得更有效率或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在ACPR的監督和管理領域,我們采用了同樣的原則。以人工智能(AI)為例。我們如何具體定義人工智能受控發展的條件并定義其控制原則?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們設計了AI研討會:ACPR金融技術專家和法國央行數據科學家與老牌企業會面,了解他們對這些技術的看法,并評估他們的成熟度。在反洗錢/反恐融資、內部模型和消費者保護領域,從這些會議和生產條件下的測試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將為我們提供關鍵信息,以建立一個有利于控制人工智能發展的未來框架。

(III)清晰地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預見到事物的復雜性,隨時準備改變我們的法規以及使命執行,我們也必須大膽,也即創新。最后,在總結本次發言時,我想強調兩個重要因素。

首先,歐洲的金融主權不單單取決于其成員國當局或歐盟委員會制定的法規;它首先取決于歐洲生態系統的活力,以及所有參與者的創新努力,無論他們是資深企業還是新入局的企業。在這方面,歐洲的支付行業應該抓住數字革命提供的機會,開發一個泛歐洲的支付解決方案。我們這些機構是歐洲生態系統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并打算充分參與其中:法國央行實驗室、ACPR金融科技創新部門及其聯合ACPR-AMF金融科技論壇,和所有的公共部門,都充分動員起來支持這個生態系統的擴張和增長。

其次,我們也將進行體制內的創新:只有我們自己創新,我們才能實現我們的目標,真正支持市場。在這方面,我們的項目是而且必須是很多的。我已經提到了MADRE,我想特別提一下我們通過人工智能分析“弱信號”來發現脆弱的公司。這個項目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它涉及廣泛的公共參與者之間的合作: 法國商業總局(DGE)、法國就業和職業培訓總代表團(DGEFP)、法國中央社會保障機構局(ACOSS)、法國數字與系統部際局(DINSIC),當然還有法國央行。

我們對創新的探索還意味著在工作方法和項目實施方面的創新:我們在ACPR建立的“內部創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理念是動員所有員工,以便提出最適合我們使命的創新,然后讓“內部創業者”來實施這些創新,賦予他們極大的自主權,可與初創企業相媲美,以發展他們的項目。我希望,我們的第一個內部創業項目將使我們能夠在9個月到1年內受益于人工智能工具來執行我們的監管任務。

所有這些舉措既重要又令人興奮。它們是我們體制的基因,我相信,這也反映出法國和歐洲的生態系統的基因。

感謝各位的聆聽。


數字資產研究院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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